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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金秀贤的第36个广告——某款互联网产品。与此同时爆出的是，金秀贤及其他某些韩星来华的种种“耍大牌”行为：助理保安等随从甚多，另外还需要主办方再安排20名贴身保镖;飞机只坐韩国国籍的，共享代码的不坐;为防粉丝打扰，所以酒店要求包层，另外酒店内的物品清单，也是每天都需要更新，光饮料品类就超过8种;用餐要求多，且还有工作人员负责提前试菜;禁止包括主办方的摄影和摄像，随身保镖看见拿起相机的，就立刻用手电筒扫射过去……

于是，如你所想象，网上兴起了一股“金秀贤滚出中国”的anti浪潮，还有网站甚至把这句话挂到了自己的头条。仔细分析的话，金秀贤的七宗罪首要是因为国籍问题——金秀贤作为一个来自于第二容易激起网民情绪国家(第一位是日本，forever)的娱乐明星，不远千里，来到中国，不救死不扶伤，也不发挥国际主义精神，而是纯粹利己，一心赚钱。这完全不符合我们对于“国际友人”的认知，在非粉丝眼里，此等捞钱行为何止是丑陋两个字可以形容，简直是道德败坏，非驱逐之而后快。

但剩下来的问题就不仅仅是国籍的问题了，而是我们从来都对“过于商业化”心怀不喜。金秀贤的第二宗罪，就在于此。通常，我们希望一个明星做出这样的表态，“我只是一个演员，请不要把我当作明星”，我们希望他“沉淀下来”“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娱乐圈，洁身自好，不急不躁”——其主要特征就是不接广告没有商业活动，专心致志地奔着“老艺术家”道路上一去不返。王志文被推崇，一方面是出自于演技，另外一方面，就是因为其精神境界高，不接广告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任志宏参加《快乐大本营》时，也提到，“我是不接广告的”，其自得之情，溢于言表。而去年的“国民男神”张亮，同样也曾因为在《爸爸去哪儿》之后接了大量广告，引发网民情绪上的反弹。

这和韩国的情形截然不同。在韩国，广告协会会每个月公布艺人广告好感度排名，金秀贤自《来自星星的你》之后，一直排在此榜单前列。永远在这张表之内的有韩国的国民花滑女王金妍儿，几乎从未滑出过前五。这个榜单是艺人商业价值的最佳晴雨表，任何明星，在任何时候，登上这张表都意味着成功，值得敲锣打鼓，而并不会遭人唾弃，“一副上辈子没赚过钱的样子”。

当然，这也和韩国艺人的制造模式和收入模式有关。韩国明星接演电视剧的片酬普遍不高，还面临着旷日持久的拖欠问题。金秀贤的片酬是每集30万人民币，这只及文章的三分之一。但是粉丝经济异常发达，“爱他就购买他所代言的产品”，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意识(这种意识，在中国会被认为是“脑残粉模式”)，商家——尤其是快速消费品商家，有着跟人气明星合作更直接的动力。这些，鼓励了明星以商业活动为收入主要来源，但同时，这也让明星不必陷入“过于商业化”的道德谴责。

是的，“过于商业化”是一种道德谴责。有万能金句云“吃相太难看”——这句话适用范围很广，杀伤力也很大，但是适用标准倒是很模糊，商场上暴发户适用，办公室政治里那个天天穿短裙上班，还经常往老板办公室里跑的女同事也适用，就连抢地盘的广场舞大妈也适用。在娱乐圈里，众多急于上位，或者是上位后大接商业活动品牌广告的明星也适用。这句话背后的含义是，此人目标上“妄想获得他本不配拥有的”，路径上则是“急功近利”，甚至“不择手段”。

在一千零一种致富方式里，明星的致富原本几乎是原罪最少的一种——把知名度、脸、被爱被仰望变成钱。但是在一千零一种致富方式里，明星的崛起速度、前后对比又最为众人所皆知——谁都知道你何时成名，未成名之前过着怎样的生活。于是，人人会觉得自己是明星的投资方——是我的关注造就了你，而你，竟利用了我的关注度去接了30支广告，但我却一无所得?“过度商业化”中的“过度”，其涵义就是你实在赚得太多，超过我应允你的范畴。比如，我应允吴彦祖可以赚五个亿，应允林志颖一个亿，但，你?金秀贤?作为资方，我只应允你五千万，超过这个额度，就是“吃相难看”，就是“过度商业化”。

作为一个告别按需分配未够50年国家的人民，拥有这样的观念实属正常。我们永远不需要向韩国看齐，当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