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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作家周晓枫写的张艺谋传记《宿命：孤独张艺谋》即将出版，这本书讲述了张艺谋的人生故事，也披露了张艺谋和张伟平的恩恩怨怨，媒体把这些恩怨，概括为“十宗罪”。著名作家、编剧史航这样评价这本书：“这本书，该读，比读十部古龙小说都管用。真的，让你知道，什么是人心，什么是阴险，人心可以多阴，世道可以多险。书还没发行，先读这篇文章也可以，简明扼要，十宗罪，每一宗都等着张伟平先生跟帖辩白。”

 

 

那“十宗罪”，的确触目惊心，但对一个局外人、一个普通观众来说，真正的罪过在这十宗之外：他们的合作，让张艺谋的创作发生变轨——一个拍过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《菊豆》《秋菊打官司》《活着》的艺术家，转头去拍古装武侠片。

如果把张艺谋和张伟平合作后的重要事件简化描述，大致是这样的： 1989年，张艺谋和张伟平在一次聚会上认识，从此成为好友;1995年，张艺谋开始和张伟平合作，合作的第一部电影是《有话好好说》;1997年，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成立，张伟平任董事长，张艺谋任艺术总监;2001年，《英雄》上映;2011年，《金陵十三钗》上映;2012年中，分手传言开始流传，至此，两人相识23年，合作17年。

如果没有最后的分手，这23年的相处，留下的就会是一个完美的关于友谊的传奇：张艺谋处于事业低潮，张伟平投资让他拍电影，张伟平看上衣服舍不得买，张艺谋默默买下送到酒店。张艺谋新片一出，张伟平必然担当那个彪悍的角色，炮轰影评人乃至影业大佬，张伟平批评张艺谋“矫枉过正，太重视讲故事了，商业元素不够”，张艺谋也默默接下。和新画面有过多次合作的麦特的老总陈砺志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制片人为了一个导演能做那么多的事情，这个事情超出了电影本身，他替一个导演解决了创作之外的任何问题，而且他总是能做到。”

要知道，尽管杜拉斯宣称“写作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事业”，事实上，没有哪一种创作是真正孤独的，都需要支持，哪怕只是一个聆听构想的人。电影人需要的支持就更多，在1980年代，这种支持来自当时的文化环境，张艺谋曾说：“第五代集体成才，是赶上了厚积薄发的大环境。一个民族经历了多年的政治化生活之后，有了反思，有了不同的价值冲击。就算存在五部过硬作品(他指的是《红高粱》、《菊豆》、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、《秋菊打官司》、《活着》)，是那个时代的蓬勃的文学、全民的风气、从头来过的热烈氛围造就了我们，是时代给了巨大的荣耀。”(《张艺谋的作业》)

1990年代之后，这种支持慢慢消失了，中国电影，正是半明半昧的熊市，1990年代后半段，熊得更加明显，电影产业不能给创作者提供充分照顾，电影人在孤军奋战，当然这有助于保持独立性，但多少让人分心。和那个时代所能提供的支持、照顾相比，张艺谋有点太巨大了，他在世界范围内获得的声誉，和他得到的智力上的、金钱上、人力上的支持，渐渐不太相衬，张艺谋曾形容导演的状态是“婆婆妈妈、拖拖拉拉、连滚带爬”。

也很难想象他曾面临困境，1995年的《有话好好说》一度被撤走投资，《我的父亲母亲》票房失利。 张伟平就出现在这段时间，他取代了文化支持，提供了商业支持。《英雄》出现，票房2.5亿，音像版权卖出1780万，中国的大片史由此开始。但这种合作，却是以张艺谋的创作方向发生变化、人生轨道变轨为代价。张艺谋作品中的文学色彩渐渐变淡，商业色彩渐渐浓厚。周晓枫在《宿命：孤独张艺谋》里说：“当时的张艺谋有种艺术家不管不顾的生蛮和凛冽。他不看市场的脸色，孤往绝诣，他的电影才能独特、纯粹而有力。后来，张艺谋的考量标准发生了变化，我想起他的妥协，遗憾又心痛。”

是啊，少年时代的我们，曾被“五部过硬作品”深深打动，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《菊豆》《秋菊打官司》上映时，我们那个小城的年轻人们都曾倾巢而出，去电影院看这几个美丽又深重的电影。《英雄》和《十面埋伏》的时代，我们依然雪地排队，留下了为抢票挣掉衣服扣子的传说，但那些电影给我们的观感，已经发生变化。即便张艺谋最终再度“归来”，但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已经发生变化。如果我们能回到过去，在某些关键节点上改变世界，张艺谋的创作方向，应该是需要改变的内容之一。

或许，一切都无法改变，十面埋伏的不是金钱，声声进逼的也不是商人，而是整个时代。猴子请来的是救兵还是灾星，一段相遇到底是劫还是缘，其实取决于时代，对于风头浪尖上的人来说，尤其如此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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